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读高中二年级。由于想读大学，且时任南昌水电公司工程师的父亲还在大学电机系兼课，我对大学的情况多少知道一点。党和政府对当时公立大学的方针是：维持原校，先接管，然后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造。大学改由校务委员会行使管理学校权力；取缔了国民党“训导”制度；将反动的政治课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等新课。1951年，我上了大学，对大学及其变革就有了更多认识。一直到今天，整整70年了，我还在大学里，不过已经退休17年了。可以说，70年来大学变革我是多少都经历过的。但是，不能说大学里的各种变革我都清楚，因为有些我并没有亲身参与过，有些即使参与了，由于我的身份只是一般学生或教师，并未亲身涉及其事的各个方面，也不确切通晓全局，不可能对变革的原委、经过与结果一目了然；而且，由于年长日久，有些记忆已经模糊，因之我这篇“亲历记”只记录我所经历的、而且能记得起来的事情，绝不能以偏概全，代表大学变革的全部，但多少还反映了大学变革的一些侧面。
“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一切变革的起点和渊源。它有广义的思想教育和狭义的、运动式的集中批判检讨两种。广义方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劝说广大教职工认识共产党，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就是一种改造。改造内容就是认识国民党的祸国殃民；而被国民党污蔑为邪恶的“匪”的共产党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救星”。这种改造的最好武器就是人民解放军进城对人民秋毫无犯，共产党干部清正廉明、积极帮助人民解决困难。在大学里，就是解放军接管后维持原校，教学秩序保持安定井然。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开启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大学教师和学生，甚至包括中学教师和学生都纷纷学习讨论，还组织少数人下乡参加“土改宣传队”或“土改工作团”。当年10月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大批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成为高潮。之后是从年末开始到1951年春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三大运动之后，195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启了在文化教育界对电影《武训传》的严厉批评，触动思想极大。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问题。当时大学师生绝大多数出身是地主、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以及旧政权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机关职员的子女。他们得承认自己的家族是为剥削阶级反动政权服务的，要转变立场，划清跟家庭的“界限”。二是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不少人自以为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是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愿望。对《武训传》的严厉批判说明这种“改良”的道路实质上是对抗革命，最终为反动派服务的。要承认这一点，对多数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三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西方的“舶来品”，后来学习美国尤为普遍，师生或多或少都有些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抗美援朝”运动就是要严厉打击这种歪风，这对教育教学制度的冲击自然很大。
当时这种“思想改造”对于一般师生大体还只是“学习”。随着1952年初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忠诚老实运动”，它就具有强制的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揭发检举等行动了。“思想改造”的范围也从阶级立场、亲美崇美恐美等政治态度，扩展到了文人相轻、骄傲自大等思想作风，甚至涉及“通才教育”和“天才教育”等教育问题。这就不能不对今后的大学变革产生深远影响。那时，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曾经参加过系里教师的思想检查会，有人不但检查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还将轻视或妒忌同行等丑陋思想公开暴露出来，给学生传递了“老师还有这么肮脏想法”的不良印象，“师道尊严”消失了。叶企孙先生当时是物理系教授，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但没有到会，有人就要求他也来会上做检查。于是就派高年级学生到他家去请他。学生回来说，他在家里读《宋词》，不肯来。这样就对他“缺席”批判，说他在家并不是处理公务。结果， 他“不理校政，只读宋词”的说法就传开了。不久后院系调整，他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绝大多数人都调到了北京大学，他并未被安排担任主要行政职务。
这段大学初期的变革，对我的求学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虽有名师讲授“新民主主义”课，但由于教授本人是边学边讲，因此教学效果不佳；二是不上外语课。因为我高考英语成绩及格，免修英语。而当时大学俄语教师普遍不足，以致我本科几年从未上过外语课。
院系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就立即考虑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需要人才。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1951年10月，教育部提出大学院系调整方案，并经政务院批准。同年11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做出了院系调整计划：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工科合并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学院与燕京（还有少量其他大学）这两方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撤销燕京大学。同时，设立不少单科性专门院校。这种调整大体上模仿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国家不需要增加太多教育投资的前提下，集中了教学力量，对扩大工业人才的培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按原定招生规模，1952年全国高校只能招收15,000名工科学生，而调整后实招了29,500名，几乎翻了一番。
与这种调整同时，开启了中国高校专业教育的模式，这其中阻力不小。原来优秀的综合大学，如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都变成了单纯工科大学，多数师生都不乐意。为此，在改造思想的同时还批判了上述“通才教育”与“天才教育”思想。当时，清华大学就批判原校长梅贻琦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观念，将它说成是国民党统治下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罪魁祸首。“天才教育”是指旧大学中淘汰率较高的现象。例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发文说，“天才教育”是“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的；电机系一年级新生40名，几经“过滤”到毕业时不到10人。其实，这里相当一部分新生并非真正被学校淘汰，而是在学习过程中觉得所学系科不适合于自己而转系了。不过，专业教育模式可以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对口分配工作，并且免于被“淘汰”，从而降低了学习的压力，所以这种批判受到较多学生的欢迎，从而减少了“调整”的阻力。当时，我们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虽然有些不舍（自认为清华物理系是全国最好的），还是心平气和地服从了调整。
今天看来，这种调整后的体制实际上是仿照了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高教体制，是苏联从德国学来的。20世纪初叶，美国从欧洲学来了高等教育制度，根据美国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改造了这种体制，使其将教学、科研和直接社会服务相结合，是一种进步，高等教育为美国发展成世界一流强国奠定了人力资源的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高校也从学习日本和欧洲逐渐转向学习美国，连原来比较强调“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的蔡元培也在1935年提出“请注重技术，以增进国力民生，特定为教育之重大方针”的建议。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调整过于仓促，使理工分家，科学与技术隔离，阻碍了产业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当然，当年的调整还含有接受外国教会大学和接管私立大学等因素，这另当别论。
全面学习苏联办学模式
“院系调整”之后，我们到了原为燕京大学校址的新北京大学。这时的北京大学已从原有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变成了只有文（含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四系以及东、西、俄三个外语系）、理（含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地理五系）12个系和一些专修科（后来又增加了法律、政治等科），以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大学。教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将“专业”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调整后北京大学共有33个专业（其中外语专业占了13个）；以专业为单位制定了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培养目标一般都是该专业的研究人才和高等及中等学校教师以及相应的实际工作者。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在宽度和难度上比调整前大有增加，形成了狭隘“专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例如：对四年制物理专业有政治理论课四门（每年一门），即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育（两年）；高等数学（两年）；普通物理（共两年半）；理论物理（二年级起上）；数学物理方法；物理实验（上三年半）；无线电电子学基础及实验以及专门化课若干门（一年）。主要课程的考试采用口试制，成绩用五分制代替过去的百分制计算。
1954年，中国高等教育部（以下简称高教部）分配一位熟悉教学管理的苏联专家来北京大学物理系指导我们全面学习苏联的教育教学制度，我被提前一年毕业，突击学习俄语，充任翻译。苏联专家以系主任顾问身份全面指导我们制订教学计划，确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解释“专业”及其下设“专门化”的意义以及编制课程教学大纲的必要与程序。他还详细讲述了各种教学环节，如课堂讲授、自习、答疑、习题课、小班讨论（Seminar）的运用，考试、考查的组织与成绩管理等；并就三类实验的区别和做法以及生产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作用、组织和检查等做了仔细说明。系下设教研室是组织教学的一个基本单位，他不但细致介绍了教研室在组织教学和科研中的作用，而且亲自参加了每周一次的普通物理教研室会议，就教学中一些学术与方法问题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另外，他还为一个研究生班开设了一门为期一年的“工科院校物理教学法”课程。这使我感到组织教学是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过程。因此，在具体教学管理上，苏联还是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的。
“大跃进”中的教学革命
上述苏联专家所讲的这一套很快传播到了全国综合大学，各校大体上就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进行教学的。这对我国高等教学正规化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高教部又组织以曾昭掄副部长为首的大规模考察团对苏联高等教育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全面考察。正如杨秀峰部长在出发前所要求的，我们要虚心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的高教方针、体制和做法。我作为综合大学组的翻译参与了全过程，对苏联高校从本科招生到研究生答辩的整个系统有了全面了解。
我们回来后不到半年，1957年国内就开展了大规模“反右派”斗争。这次斗争使阶级斗争的弦再度绷紧。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在《指示》指导下，那年全国新建高校达800余所（原仅229所）；在教学中大规模批判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将基础理论批为脱离实际，开展“拔白旗”运动，让工农上讲台，学生编教材；学校盲目地大办工厂，实行半工半读、以产品带动教学，学生还参加了大量“除四害”“大炼钢铁”等劳动。在“大干快上”的口号下，1958年9月，北京大学第三次党代会提出“苦战三年，把北京大学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的口号。
1959年，“反右倾运动”之后，进一步提升了“大跃进”的左倾狂热，开展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双革”运动，大搞“超声波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物理学科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一些著名教授又首当其冲。1960年，全国高校数达到1,289所，招生数从1957年的10.6万人猛增至32.3万人，大大降低了入学要求。无疑，这些举措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完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遭到大幅滑坡，“教育革命”完全是破坏性的，是失败的。但在“大跃进”气氛下，全国新增了不少尖端学科专业，对国家发展有利。
那时我不在国内，在苏联读研究生。不过即使是在那儿，我也感受到了“大跃进”的“威风”。1958年，一批中国留学生提出留学也要搞“跃进”，并与劳动相结合。其“跃进”计划有要求校方允许提前毕业的，当然未被许可。于是一些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生提出暑期为校园整修一条马路，以示劳动锻炼，受到校方欢迎，并真的实现了，得到夸奖。彼时正逢金门炮击，我们要解放台湾。于是物理系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要求校方给中国学生开设军训课，要我这个留学生党支部书记向校方交涉。我认为这不符合中苏外交协议（留学生不接受苏方军训），没有同意。结果这些学生居然自己跟军训教研室联系了，并得到他们支持，说我们也要为解放台湾作贡献。我居然因此得到生平唯一一次的机关枪实弹射击，也算奇迹。不过，由于我的“右倾”，被这批学生免去了党支部书记职务。
从《高教六十条》到疾风暴雨
1961年下半年，我回到北京大学担任教研室主任。当年1月，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扭转过“左”的局面。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它要求纠正在“大跃进”和“教育革命”中产生的偏差，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它强调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注重 “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学，加强教材建设。在贯彻落实《高教六十条》基础上，北京大学陆平校长提出了“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的方针，并将理科学制改为6年，文科一般为5年，毕业论文的要求达到类似于当下硕士研究生水平。我们还曾研究了美国高校课程设置情况，考虑是否应对理科学生适当加强人文素养的问题。
我在教研室也认真调研和思索了我们波谱学及量子电子学学科的世界发展趋势和方向，并每年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一门新课，毕业论文基本上都面向学科前沿，创造了几个国内第一。教研室内学术讨论的氛围也比较浓厚，大家就这门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经常进行研讨争论。这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段也可说是我们学科建设的黄金时期，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三个方向上都做出了在国内具有开创意义的科研成果。我们还比较正规地开始了研究生教育，教研室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
可惜好景不长，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氛围下，1964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陆平这一套办学思想被批判为“排挤打击工农”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批学生下农村参加“四清”。几经折腾，到1966年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斗、批、改”代替了日常教学科研，高等教育实际上陷于停顿。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学，经过“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摧残。
1970年6月，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试点，规定他们上学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持续到1976年，由于招收进来的学员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教学难以达到正规高等教育的质量。背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枷锁的教师还是尽心尽职地担负起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由于工农兵学员普遍感到接受文化专业教育的机会难得，即使身怀“上、管、改”重担，还是与老师们和睦相处，尽可能地汲取知识，教师尽量“因材施教”，师生关系颇好。教学中我个人也得到了一种独特体验：要将“高深”学问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比喻说出来，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关键在于自己是否“真懂”。因此，这种“教育革命”对教师确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历练和提高，这也是坏事变好事。
从“拨乱反正”到新时代
1976年，粉碎“四人帮”意味着“文革”的结束。1977年，恢复招生开启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基本恢复了被“文革”打乱了的正常教学秩序。但“拨乱反正”并非完全复现“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体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经验教训，做了些变革，如拓宽专业、缩短学制（本科一般为四年）、扩大了研究生规模、考试基本用笔试和百分制计分等。这使学校重新焕发了欣欣向荣的生机，学生如饥似渴追求知识，对前途充满期待。1981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就是这种热情的反映。
1983年，邓小平发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教育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扩大学校自主权，大幅调整招生与毕业生分配制度；1987年，党的十三大宣布我国将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规则将主导经济生活。这样，学校就开启了新一轮的办学与教育教学改革。在办学上，我们提出了“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扬优势、增强活力、办出特色”的方针，并以此来明确学校定位、调整学科布局；加强管理、充实人力资源；使北京大学在出人才、出成果、出“产品”（含物质与精神的）三方面都具备三足鼎立的支柱，成为具有人文、社会、语言、自然、技术、管理、医药与新工程科学的“新型综合大学”。在教学改革上，提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方针，以体现北京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这两套方针在“211工程”资源的支撑下，特别是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得到了国家领导的认可，实施了“985工程”，使学校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然而，从教育的根本目标来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上溯到清代建立第一所高校以及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以来，都带着强烈的教育和科技救国的工具性质。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激发忠爱，振兴实业”，还要“端正趋向，造就通材”；民国大学的宗旨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为工农兵开门”。1958年，进一步系统明确地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后几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教育从来没有成为独立“主体”，它总是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它服务的主体是“国家”，有时更具体规定为“政治”，后又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样“服务”呢？就是通过培养另一种作为“人”的“服务者”，因此这种“人”还是“工具”，是“器”。于是，教育实质上就成为了“制器”。
1995年之后，这种状况有了点转折。当年，国家教委开展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试点，它的做法与经历这里无法赘述，有一点可贵之处是它开启了教育本质功能的讨论：教育是“育人”而不是“制器”。当然，将“育人”与“制器”分离或对立起来并不恰当，但两者有区别却是显然的。“育人”从“以人为本”出发，将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第一位；而“制器”着重于人的使用价值，看重的是“才”。在培养方式上，一种强调人为主体，因材施教；一种突出专业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按照一个模子来塑造，从而无法发扬个性、展现潜质。这种讨论使教育工作者重新学习我国古代和西方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探讨教育的本源，回归教育的本真。这种探讨使党及时提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举措。进入新时代，党又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教育主旨。“树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传承与创新文化，它与“成才”或“制器”并不矛盾，却有先后之别。这一“别”反映了两种教育观念的根本差别。经过上百年的探索，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总算有了更加充分和明确的认识了。
70年的风风雨雨，大学是体现着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今天的大学是否完全走入了正规，我们仍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研讨，值得总结。但是，大学变化太快了，我们有时候甚至没有可能来抓住变革的完整经历与内容，它已倏忽消逝了。这使“过来人”常感到迷茫，甚至想检讨点什么都来不及。
因此，高等教育界的“过来人”应该聚集起来，认真回顾、反思与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研讨与争论，找出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才能指明光辉的前程。（作者王义遒，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