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林克担任他的英语教师兼外事秘书。毛泽东学习英语有他自己的一套速成办法。他把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著作上。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内容，他极其熟悉，可以通过中英文对照方式，掌握英文句型和单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时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和新华社英文时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外文原版，他自己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等等，都是他学习英语的重点教材。特别是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他从首页到尾页，都有阅读标注。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的床上，至今还摆放着一本1953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矛盾论》，上面留有他的手迹：“1956年，10月初读”，“1959年，10，31重读”，“1961.9-”字样。
毛泽东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强调：中国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要与外国交往。1972年7月24日，他对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投身革命事业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1927年，他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后，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瑞金时期，他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学员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强调：“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在他看来，刘邦为什么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的，而是在学校外面的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学问，也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
1964年，毛泽东年逾古稀，但仍然豪情满怀，曾计划策马奔腾，沿黄河而上，直抵源头，对黄河两岸进行系统的自然考察和社会调查，甚至随行智囊团应包括地质学家、历史学家等细节都在他的准备之中。青年时代壮游天下的读书激情，始终在领袖心中激荡，豪情万丈的浪漫主义光芒，伴随一代伟人终老！
中南海菊香书屋，是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据统计，毛泽东的私人藏书近10万册，可谓汗牛充栋，墨香飘逸。置身菊香书屋，犹如书海遨游，从马恩列斯全集、鲁迅全集，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从世界名著译丛，到《辞海》《辞源》和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古今中外，哲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地理学等，门类齐全，无所不有。
毛泽东“嗜书如命，书以伴行，书以伴眠，甚至书以伴厕”。凡是他活动的地方，无处不放书，无处不读书，无事不问书。毛泽东的床很特别，超出普通床一倍多，出奇的宽大；造型也很奇特，里低、外高，高的一侧睡人，低的一侧放书，板床的三分之二被摞得二尺高的书籍占据，睡觉基本上是躺在书堆里。有的书摊开，有的书堆放，看似凌乱，但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所以，工作人员整理床铺时，一定要按照毛泽东自己码放的样子，将这些书籍一一恢复原貌，方便他寻找。
北京图书馆旧馆与中南海大院北门隔街相望，毛泽东经常到图书馆借书。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工作人员为了借书方便，也给他办了一个。北京图书馆的同志把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一号。这张北图一号借书证，毛泽东一直使用到去世。据不完全统计，仅1974年，毛泽东从图书馆借阅过的书刊就有近600种，共计1100余册。外出巡视，毛泽东也经常到当地图书馆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留下过他的借书记录。
毛泽东曾经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读书。理发时间，他也读书，还幽默地对理发师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咱们互不干扰。”
晚年毛泽东，视力减退，但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看书。平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身体虚弱，就让工作人员给他念书。毛泽东要工作人员找的最后一部书，是他长期珍藏爱读的宋人笔记《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天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根据护理记录，毛泽东当天看书、看文件共11次，时间累计2小时50分钟。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用一生的读书实践，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誓言，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一笔无限珍贵的读书遗产。